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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的事实与泛滥的观点:后真相时代,公众还可以被说服吗?

2017-11-20 20:22:07来源:

最近,被窝儿里总是漏风。


先是幼儿园,再是一场“何处为安”的迁徙。昨天,红黄蓝事件给出部分调查进展,而公众的集体反应却是:深觉魔幻,对此存疑。


事实真相或许尚无定论,但信任危机却是铁证如山。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想和大家聊聊,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愿意去相信。


后真相时代:

事实重要性的消磨


被评为2016年牛津词典年度国际热词的“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基点,引发着越来越多人对当前传播环境的思考。概括来说,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观点的种种现象”。情绪占据主导,观点积聚之下,事实显得没那么重要。



技术之双面


以“后真相”的视角关照当今的信息环境,技术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技术更新已经远远跑在前方,而关键事实信息更新的速度,却迟迟没有跟上。


技术构建了新的传播环境,它带来的变化之一,是社交平台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获取信息的渠道。而无论是微博还是推特,与字符限制相关联,信息的碎片化与语境缺失,使得一击即中的情绪观点,胜过了需要自己去反复核查、拼接、全面思考的事实。



社交平台成为假新闻滋生的温床,这一信道的影响力也在日增。根据路透新闻研究院的数据,美国大选期间脸书平台上的虚假新闻数量与日俱增,最著名的20条假新闻的影响力,在大选前夕超过了主流媒体的新闻。路透新闻研究院年度新闻业报告中则提到,在所调查的美国人中,有51%的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


同时,技术也给事实核查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夏天,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算法,能够将音频剪辑转化为真人版的视频。当音频、视频等证据都能被篡改,设备也有意外故障的技术新世界,谁又能笃定眼见为实呢?


没有谁是理所应当的真相


技术手段的便捷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发声,在一件事件的解读中,我们会看到多种主体之间的话语竞争。从信息增补的角度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思考当前的事实。


比如提起两年前的天津大爆炸,人们共同的记忆仍然是火光冲天、镜头摇晃的微博视频;此前“天鸽”风灾中,也是自媒体一直更新灾难现场的第一线情况。



但如果,各个主体提供的信息相互冲突,而思考成本又太高呢?


各方对事实有选择的呈现,一种立场可能会带来对另一方提供的事实证据的消解,所谓“权威信源”的注意力优势也被分流,没有哪一方是天然真相,只能靠内容(或是其中的观点态度),在稀缺的注意力之中竞争厮杀。而多主体的涌入,使得信息量大大增加,鉴别和解读的难度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看到那么多信息,反而逃不过直接被情绪和观点打动,下意识地采取简单一点的思考方式。所以,我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靠情绪或是观点驱动传播的信息,比如在之前的江歌案中,不乏一些自媒体靠情绪“脑补”案情事实、争议度与热度却都极高的文章。


与“江歌案”相关的一些推送截图


信息世界芜杂,信源模糊,情绪观点锐利而事实失焦。在这种情境下,事实认知在传播中的反复变化,是“后真相”在新闻领域的呈现,也加剧了“后真相时代”的信任危机。


事实稀缺:

观点与情感占领高地


在真相跑不赢技术,又敌不过情感的当下,新闻事件往往变为抽丝剥茧式的推进呈现,甚至出现新闻反转和假新闻。


2016年,人民网曾就上半年的反转新闻做过盘点,在半年内就出现了有社会影响力的反转新闻不下20条。进入2017年,剪衣救人、深大女生香港失联、榆林产妇坠楼事件等事件的发生,同样为新闻报道中事实全面性的缺失敲响警钟。事实作为新闻生命力之本,为何在后真相时代惨被刨根?新闻事实缺失的背后,受众都在为观点买单。


事实跑不赢脑洞


自媒体和个人表达通道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创造了更积极自由的表达环境,另一方面却也成为混淆事实的帮凶。在杭州保姆纵火案报道中,主流媒体的发声在社交平台上被大V、评论双重消费,事件的舆论风向数次走偏。


根据舆情走势来看,自6月22日事件发生,至绿城官方做出首次正式回应的6月29日,可以看出,舆情走势呈现双峰值形态。两个关注高峰分别出现在6月22日和6月27日,焦点分别为案发当日的救援状况和嫌疑人抓捕情况。

数据来源:荆楚网络大数据舆情系统监测


伴随着事件伊始对事件人物的关注,“男主人与保姆有染”、“男主人一心想要钱”等脑补舆论甚嚣尘上。纵火如何发生、后续如何处理等问题的焦点被假消息混淆并迁移。


在事件发展阶段,大V集体发声,甚至分边站队进行辩论。@司马3忌、@曾鹏宇 等,与@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麦田、@烧伤超人阿宝 @奥卡姆剃刀 等展开了种种激烈的观点论证。讨论话题顺着已偏离的公众焦点,走向了“林爸爸要钱还是要真相”、“言论自由”等脑洞大开的话题创造上。


其中@有点理想的记者 更是遭到广泛质疑,被认为是替绿城洗地。更被指斥为“某个臭名昭著的自媒体(新闻个体户儿)”、“酷爱吃人血馒头的理中客”,称其“暗中站队、用春秋笔法给强势一方洗地”。事件的热度越高,注意力更加被拆解到了各家大V所持观点上。随着自媒体账号的参与,更是让事件走向观点林立的讨论场,偏离事实真相的追踪。


情感导向限制理性


新闻事实源于记者对专业度的坚持,也受到舆论压力的检测,受众的行为往往对新闻呈现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但舆论会对哪些话题产生关注度?先入为主的情感和个人观点始终占据上风。从新闻主题来看,生活冲突是受众关心的最大热点。与公众切身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又带有心理相近性的新闻最易被“反转”,即被舆论倒逼。


在2016年沸沸扬扬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中。堪称福尔摩斯的网友不仅对报道细节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还以技术手段找出了新闻配图中的纰漏。作为传播者,或许羞于承认受众事实核查的重要性,但在事实与舆论难分难解的当下,舆论反推事实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后被证实为营销


但在更多的时候,对于此类新闻事件容易根据过往经验,形成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加之长期矛盾点的积累,致使公众在面对此类事件时,会更多地诉诸观点表达和情感宣泄而缺少理性思考。


4月9日,美联航暴力驱赶亚裔乘客下机事件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浪。由于视频中透露身份的一句话,在报道中,“中国人”、“华裔”成为许多媒体报道的关键词。“亚裔歧视”作为潜藏在部分受众内心的观点,在该阶段仿佛得到印证。随之而来,国内网友对美联航的谴责声一度到达顶点。


这名亚裔医生被暴力拖拽下飞机时,曾惊呼:“我被选中,或多或少因为我是中国人”。


然而,随着媒体进一步报道,被施暴亚裔医生被证实并非华裔,而是越南裔美国人。消息传出,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开始转向。不少网友表示,“原来不是华人,白激动一场”、“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


舆论焦点转向被害人身份后,固有观点无法得到支撑,情感依托消失,事件关注热度逐渐走低。受害人的“华裔”身份这一情感共通因素,取代“平等”、“消费者权益”、“人权”等事实焦点,成为决定网友们要不要继续发声、持续关注事件的关键。新闻真相被情感分散,模糊的焦点再一次控制了注意力。


信任危机:

公众还能被说服吗?


信息环境复杂,多重主体发声,观点跑过事实,越来越多的舆情事件让人们群体“应激”之后,公众的信任危机,在近期的热点事件中急切地寻找着出口。还有哪些原因让他们无法相信,而不相信的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立场三连:我不信、太魔幻、等下文


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调查声明发出之后,公众的态度可谓是质疑三连。在事件前文中,“望远镜”、“儿童”等话题牵扯着公众情感,浓厚的公众疑虑对比这次一纸简洁的声明,似乎还不能服众。


很多人提到了“塔西佗陷阱”来解释拒绝信任的原因。先来科普下这个概念,并非塔西佗本人直接提出了这一理论,而是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


之后在引用中,塔西佗被视为直接理论来源。朋友圈刷屏的“塔西佗陷阱”所产生的出处偏差,也颇有些“传播陷阱”的意思。


“塔西佗陷阱”体现在本次事件的传播中,事实更新跟不上舆论发酵的速度,而在公众的认知中,之前种种新闻事件又以沉寂收尾,加之声明延续一贯的官方写作文风,缺少关键事实“实锤”。一方的表达不能完全回应另一方的疑问,长期未能构建起良好对话生态的两方,难免会陷入一场信任的迷局。

事件相关的一些评论


信任危机影响了公众的思考倾向。霍夫兰等研究者认为,传播者的“权威性”和“可信赖性”会影响对受众的说服效果。在此次事件中,传方的可信度被打了折扣,因而说服效果欠佳。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则认知不协调理论,延伸关联学者克拉珀所关注的受众信息接受过程: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公众已被之前议题中强烈的情感因素与观点影响,形成了既定立场,也会带着这种立场审视新出现的事实内容,而影响其判断。携程亲子园之后,红黄蓝幼儿园再出此类事件,公众的心又被揪起。面对调查进展,之前“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种种信息所造成的忧虑,也很难瞬间平复。


心理之外,事实内容的缺失也是影响说服效果的一大因素。比如在质疑中,人们无法接受声明的简短概括,也怀疑家长造谣说谎是否存在正当动机。


事实三连:我补充、我提议、要改善


不过,在信任危机之中,公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固守立场的抗拒式的怀疑。在传播过程中,同样有人承担了传递信息与解读的角色。


在往期推送《产妇事件与媒体迷雾:移动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真的缺位了吗?》中,提到公众及自媒体作为信息源、作为舆论倒逼的一方,推动了事实的传播和事件的解决。仍以天津大爆炸事件为例,“尽管天津在事件初始阶段成为了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正是在自媒体信息披露及专业媒体追问下,情况得到正视。”


天津大爆炸视频截图


在红黄蓝声明爆出之后,一个解读角度是“监控设备坏掉是否可信”,有不少自媒体文章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企鹅问答平台中,答主们在这一问题之下进行理性的讨论。


上文提及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中,网友用技术手段进行核查,发现其中种种信息漏洞的行为,也同样是向着揭示真相这一积极方向的努力。


问答 答案节选


信任危机之下,一场传播迷局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层层因素剖析,无论是所谓情绪驱使下的乌合之众,还是被扣上阴谋的帽子而被消解权威的公权力,我们都缺乏足够的事实,去直接指责完全是某一方的过失。但可以肯定的是,走出信任迷雾,需要每个拥有传播机会的主体,去承担对应的责任。


我们也希望信息环境从芜杂到清明,从扑朔迷离到廓然朗清。我们希望认知和实际中的世界,都能变得更好,至少当即能看到让它们变得更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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