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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与温情 | 活动预告

2017-11-20 20:22:07来源: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与温情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新书分享会


【主讲】李大兴

【嘉宾】杨天石(历史学家)、陈铁健(历史学家)、曹利群(音乐评论家)、陈徒手(作家)


【时间】 12月2日(周六)14:30-16:0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海淀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D座1层

*开放式活动,欢迎参加。


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如果剥离掉这些细节,历史不仅会成为干巴巴的说教,其真实性也令人怀疑。阅读李大兴的文章,除去文笔优美,那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在亲身经历者的脑中开始苏醒、复活,进而还原出时代场景,以及个体在时代场景中的位置,与权力大小、金钱多寡毫无关系。相反,倒是在大兴追忆的笔下,透出的那一股股或浓或淡的温情,温暖了人心。


在这记忆的大厅里,人们借助李大兴的文章看到了那些过往的人和事的另一面相,也许是只鳞片爪式碎片,而拼接起这些碎片的却是生命的另样体验。比如,北京的铁狮子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张自忠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大事件曾在这里上演,令人遐想联翩、感慨不已。再比如,在“文革”后期,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李新先生家,用毯子遮住窗户打麻将,大人们之间夜晚的不期来访,以及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传递……这些细节无疑会给童年的大兴留下难以泯灭的记忆,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另一面。从黎澍、陈旭麓、林庚到末代王孙,从初恋的女友、王小波到七号大院的《流浪者之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隐藏在大兴的大脑袋中,伴岁月浮沉。


此次,李大兴将与历史学家杨天石、陈铁健,音乐评论家曹利群、作家陈徒手一起,谈谈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与温情,通过对人事细节的回忆,追溯家族的兴衰与时代的变迁。


【主讲人简介】


李大兴,60后,北京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现定居美国。1980年,以全国文科第二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翌年被选送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习,并留学日本,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赴日留学生,后赴美留学并定居。


【图书简介】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李大兴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9

ISBN:9787108059796定价:38.00元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购买)


作者说 :“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这是因为个人的微观史是时代宏观史的真实映照。他的书多为阅世、阅人与阅读的人生自述,视野广阔,思虑深远,涵盖文学、史学、美学、诗学与音乐 ;时而平实晓畅,时而诗意充盈,新奇驳杂、舒展有致。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主要收录了作者自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发表于《读书》《财新周刊》《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上的有关个人记忆的文章,共计25篇,分为“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事”三部分,分别记录了作者出国留学前的一些时光,关于父母的片断回忆,家族历史的一瞥,难忘的人以及难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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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年代在远方


文 | 李大兴

*文章选自《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天安门广场传抄诗歌的人们。摄影 李英杰



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流行诗人汪国真前两天去世,年仅59岁,令人叹息。我听到这一消息第一反应是:大木仓胡同35号的风水真的有问题!这个大院最早是明初永乐帝谋臣姚广孝的宅子,清初的郑亲王府,民国时的中国大学,如今的教育部,堪称历史悠久。姚广孝由僧入俗,先出谋划策帮燕王打下江山,后主编《永乐大典》为新帝统一思想,能武能文,自是奇人,绝非善茬。郑亲王是清朝八个“铁帽子王”之一,但历代郑亲王一多半不是短命就是被废,所以郑亲王府大则大矣,却是起起落落。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我小时候经常路过,据说有三百多年了,历尽沧桑。上个月朋友寄来照片,树依然在,而教育部大院半个世纪里好不容易出的两位名人都享年不永,王小波去世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不满四十五岁。


教育部大院是我少年最常出没的地方,一直到高考才画上句号。当年高考是七月七日到九日,炎热溽闷。考场在宣武区一三五中,每天考两门,中间有两个多小时空隙时间。我考完第一门后,会搭公共汽车去教育部大院胡沙先生家吃午饭,最重要的是,喝一瓶冰镇啤酒,于是每天下午我带着冰凉的清醒和淡淡的酒气回到考场。监考的何老师,是宣武区语文教研组的头头,高中最后一年开强化讲座,几次分析我的作文。他微胖和蔼,那天下午入考场向他问候时却一下脸色有变,我赶紧进门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喝着酒考试,也是考得最好的一次。


教育部进驻大木仓胡同三十五号后,在西边盖了若干栋灰砖宿舍楼和办公楼,开辟了操场,东边几进院子的格局没有变,房子改装成了一间挨一间的平房宿舍。在我的记忆里全无王府气象,只是一个芜杂的大院而已。胡家是进第二重门往左西南角,王小波家则在往右东南角。我往左的时候多,往右的时候少,但是如果往右,多半会去角落里王小波独住的小屋,那里从来不叠床,散乱的被子从来是灰色的,空气中飘着北京卷烟厂散装烟的味道。王小波的弟弟晨光在北京卷烟厂当工人,经常拿些没有商标的烟回来,其实就是北京卷烟厂出的凤凰牌高级香烟,六毛钱一盒,和中华牌一个价钱,闻上去有一股巧克力的香味。我读小波小说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在那间屋里抽着无标凤凰读《绿毛水怪》,那天屋里还有好几个人,听小波一面侃一面发出嘎哑的笑声,天色就这样黑下去。王小波去世一年后,晨光在底特律遇抢劫被杀。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家曾经在教育部大院的防震棚避难。我因此认识了不少五〇年后大院子弟,一起打扑克或在夜里游荡聊天,但是我从没认识也没有听人提起过汪国真。王小波那时已经开始写小说,手抄本在大院内小范围传阅。越明年,他们都开始忙着考大学,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岛、舒婷引领着一代青年写诗,汪国真也就开始写诗。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写诗写小说是想成名的,所以有没有发表、在哪里发表是很重要的。汪国真从一开始目的就很明确,到处投稿但是也到处碰壁。当年《诗刊》编辑,如今的著名评论家唐晓渡对他全无印象。大抵他的作品浅显直白,有些小感伤但还挺积极向上;一半有席慕蓉的影子,一半用今天的话讲比较励志。好像他最早的作品发表在《中国青年》、《知音》、《女友》等杂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地方。在同代人的诗写成一片汪洋大海的岁月里,他一点都不起眼,但是他不屈不挠地写了十年,投了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把诗人不能或不再写诗,在那样的氛围里,心灵需要安慰,或调侃,或鸡汤。王朔和汪国真适逢其会,一炮而红。当时的具体过程,随时间流逝不再重要,他们二位和后来王小波的大红大紫,更多是时势使然,也折射出那些年文化史的脉络。


八十年代的《诗刊》



热闹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安静的日本仙台琢磨英国史。有一年暑假为了改进英文,听同学的建议去读维克多利亚时代的黄色小说,结果英文未见长进,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刻板的英国人连色情小说都写得远远不如中国人香艳淫秽。捎带着认识到,道德禁锢发达的年代,色情文学往往兴盛。维克多利亚时代如此,明朝亦然。多少相似的情形是,意识形态紧缩时期,流行文化只要不犯忌讳,反而有更多的空间。1988年回京时电视里播着关于大河文明的电视剧,街上练摊的录音机放着《血染的风采》。十年后,那阵“文化热”不管是高大上也好还是假大空也好,了无踪迹,卡拉OK遍地开花,满城随处《心太软》。也许因为出国留学不曾亲身经历,我并无对八十年代的怀念,不会去歌颂一个“思想解放”或“理想主义”的年代,在我看来,那更多是后来回忆中的幻觉。用现在更加混不吝的语言来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只是档次不同而已。


回顾历史最忌讳简单判断,我对“臧否人物”多难苟同,连对“以史为鉴”也深为怀疑。人固然难免好恶,然而道德判断和所谓盖棺论定其实与史学无关。我从小黑白不甚分明,看人大半觉得不好不坏,时不时被批评缺少原则。不过,斯大林对部下对妻子的冷酷粗暴,史料俱在,但在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录,还是有父爱的偶尔显现。至于芸芸众生的善善恶恶,怎么可能说得分明呢?“以史为鉴”的意思,是从历史里吸取教训,然而更多时候历史本身恰恰证明后浪比起前浪一点长进都没有。进而言之,“以史为鉴”的背后,多少有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可能直接影响到对历史的解读与所见。虽然韦伯所言的理想类型终究不可能实现,但我以为把文史哲看做是无用的学问这种态度其实应该是起点与方向。


在新诗百年沧浪之水间,汪国真大约只是一道轻微的涟漪。事实上,大多数的诗人与评论家无视他的存在,尽管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据说就印了六十多万册。汪国真本人对此还是耿耿于怀的,他说:“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有意无意之间,他把自己放在了“人民诗人”这样一个位置上。由于得不到专业人士肯定,汪国真去世后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比如他的同事章诒和女士。溢美逝者,是人之常情,而且汪国真似乎是一个圆融和蔼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对他的人品有好评。不过我们似乎容易把对人品的评价与对作品的评价混为一谈,其实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性格怪异甚至有明显缺陷的,比如巴尔扎克、毛姆,据说都吝啬到变态的地步,反之所谓好人未必写得出好作品。


汪国真诗选《年轻的潮》


汪国真的诗不受主流待见倒也其来有自:早期朦胧诗,北岛以意象与批判性胜,舒婷的抒情是革命年代后向人性与爱情的回归,顾城简洁而诡异,黑夜里黑色的眼睛最终没有找到光明。来自四川的诗人如翟永明、柏桦、欧阳江河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与节奏;我留学时从同学书信里读到不少上海诗人的少作,在在可见海派文化独特的语言与审美。至于现在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传诵天下的海子,成名是在卧轨之后。相比之下,汪国真的诗确实太清澈见底,以古人类之,大约接近白居易给老妪写的诗吧。其实他也正因为此才获得了文学史上或文化史的意义,这二者与作品本身的意义是不同的。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走所谓高端路线的,其全面熄火固然有非文化的因素,但物极必反也往往是部分正确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看风景各异,有时又彼此互证互文。流行文学与经商大潮在九十年代初的骤然兴起,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是两道令人瞩目的风景。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则大多淡出,自杀发疯的其实还是极少数,更多人下海,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商人。



一九七二年父亲从干校回北京后受命编写《中华民国史》,可以自由从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借书。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套《全唐诗》,多年无人问津,被父亲搬回家来,放了好几年才还。那几年我辍学在家,少年岁月在打扑克与读唐诗之中度过。读着读着开始学写格律诗,还曾不自量力地请林庚先生、冯其庸先生指教。然而诗有别才,其实更多不在于指教。到了一九七九年,在美术馆门外,从架着拐的马德升手中买到蓝色封面的《今天》,被北岛震撼,于是改写新诗。我从小不够积极向上,目光灰色,写不出顾城“寻找光明”这样正能量的句子,只有“一个无解方程/一道没有方向的矢量”的茫然,或者“世事蒸腾成腐草/文章寂寞对江山”的貌似老成。另一方面,我虽然,15岁就抽烟喝酒,却是个爱读书爱做梦、不打架不合群、容易单相思内心羞涩的所谓“好孩子”,写诗对我来说一直是件很私人的事情。整个青春时代,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荷尔蒙在诗中激荡,穿越了八十年代后,也一齐烟消云散。我带着几个笔记本游走几个城市,如今偶尔在本地华人诗歌朗诵会上读一首《冰灯》:


热情仅仅是

生命的

一个层次

但是,为什么你要同世界

构成一个对比


蓝色封面的《今天》杂志


是的,有时我会怀念那些充满热情的写诗的岁月。我想我自己很幸运,虽然只是游走在边缘,但是毕竟与一个诗歌大潮的年代同步。不过,我一听到我们是“诗的民族”这一类说法就忍不住起鸡皮疙瘩,虽然我同意中国文学的传统主要就是诗词,不管在什么年代总有一些人默默地传承着灯火。也许是因为学历史出身吧,我总觉得我们的基因里,占主导地位的向来是现实功利的一面。在我的青年时代,许多人想当诗人,究其原因,在激情之外,也是由于那是一条成名的大路吧。在那条大路上许多人走过,汪国真是其中最后成名者之一。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大路变成了羊肠小道,路上的人越来越少。也许这是诗界本应有的“新常态”,所谓诗的年代,其实是当时各种现实因素造就的一段短暂历史,仔细看去,并非玫瑰色,也没有多少诗意。


少年时,《悲惨世界》一开头出现的国民公会G代表曾经深深感动我,我甚至会背诵他临死前的那段话:“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如今我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理想主义精神有了更多的谨慎,重读G代表的话依旧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冷静地面对现实,宽容他人,坚守内心,在我看来是真正的诗意。而鸡汤则是自欺欺人的美好言辞,是在商业社会流通获取现实利益的一种商品。


斯人已逝,愿汪国真安息。针砭他的作品是否鸡汤其实不必,我更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诗和诗意都越来越匮乏的时代,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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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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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即为谎言,但是这种谎言能让我们领悟真实。——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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